已經從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長職位上退休的張思平，一直以“敢想”、“敢說”、“敢干”著稱。

　　作為研究經濟學出身、從政多年的學者型官員，張思平曾是深圳國有企業改革以及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兼具體的組織實施者。退休后，張思平創辦了社會智庫創新發展研究院，仍在致力于建言深圳乃至全國的改革創新。

　　2015年，研究院向深圳市政府送交《對深圳改革開放重大戰略問題的建議》(以下稱“改革萬言書”)，其中提到，深圳國企改革的下一步，應學習借鑒新加坡淡馬錫公司的經驗，把國資委和投資控股公司改造成以資本運作為主的資本運營公司，使國資委加快由“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

　　隨著《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及系列配套措施的相繼公布，以及地方層面的方案出臺，2016年被視作國企改革的落實年。下一步，國企改革將如何進一步推進，將是關鍵。

　　近日，張思平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談及這一輪國企改革，張思平的“深圳經驗”方法論始終貫穿其中。他指出，深圳在很多方面的先行先試實踐能夠推廣到全國；同時他認為，在某些已經充分探索的領域，國企改革的步子應該邁得再大一些。

　　結構性改革的成敗關鍵是國企改革

　　《21世紀》：你怎么看待當前國企改革的形勢？

　　張思平：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非常正確，其中，我認為成敗的關鍵恰恰在于國企改革。

　　我們存在產業結構失調的問題，出現產能過剩和產品積壓，國有企業的問題尤其嚴重。這些年國企大量滲透、擴張到產能過剩行業，而又沒有相應的優勝劣汰機制去順應市場的變化，及時調整、轉型、退出。庫存積壓，產能過剩，企業還在靠政府支持、銀行貸款勉強生存，也就是我們講的“僵尸企業”。

　　所以需要從體制機制上對國企“動手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可能取得成功。如果僅僅還是采取行政手段、政府優惠政策來扶持，能夠使產能過剩的產業達到暫時的供需平衡，但仍然隱藏著極大的隱患，未來若干年可能還要再來一次結構性改革。

　　《21世紀》：在結構調整的形勢下，國企改革的目標應該側重什么？

　　張思平：國有企業的所有制形式使得做決策時有繁多的程序和規定，效率較低，無法很好地適應市場迅速變化的要求；其次，在動力機制方面，國企經營者的動力也不如民營企業強；再者，民企有著在市場化大潮中發展起來的靈活機制，而國企要承擔更多的政治和社會責任，要與市場全面接軌，恐怕難以做到。

　　這就決定了在競爭性強的領域和行業，國企真正能做強做大的只是少數。2003年之后，深圳就進行了大規模的布局調整，大量劣勢國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通過員工持股、改制，變成混合所有制，剩下的國有資本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領域，保障城市的安全運營。

　　從深圳的改革實踐來看，國企改革的目標應該是提高活力、影響力和控制力。當然在重要的、少數關鍵性領域，可以強調做強做大。現在的主要矛盾應是調整、退出，以適應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需要。

　　《21世紀》：在調整、退出過程中，尤其是產能過剩行業，所涉及的職工安置問題如何解決？

　　張思平：2003年前后深圳的國企改革涉及十多萬員工的安置，其中三分之二留在了企業中，通過改制實施員工持股，把勞動者變成企業的所有者，形成命運共同體，既解決了員工下崗的安置問題，又解決了企業發展的機制和動力問題。

　　這是深圳的一個基本經驗。當然，各地的情況會有所不同。中央這次還是下了決心，也考慮到了社會的穩定。財政將拿出1000億元資金來解決員工的基本保障，我認為是對的，寧肯保員工也不要保企業。

　　國企應真正推向市場

　　《21世紀》：去年創新發展研究院的“改革萬言書”中提出深圳下一步國企改革的方向是由管資產轉向管資本，這種轉變的核心是什么？結合深圳的經驗，你倡導什么樣的路徑？

　　張思平：核心在于把國企真正推向市場，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

　　深圳曾率先進行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成立了國資委(國資辦)，組建三家資產管理公司來運營下面的六十家國有企業，形成了三個層級的管理體制。

　　但這個探索并不是太理想。當時提出通過授權經營，把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但所有權本身就包括了資本的經營，二者不可能分離；并且，在實際運作中，國資委和資產管理公司這兩級出資人有很多問題無法協調，造成體制上的相互扯皮，資產管理公司的權力也受到了限制。

　　2003年到2004年間，深圳又撤銷了三家資產管理公司，由國資委直接行使出資人的權力。

　　為什么這一次的探索沒有成功？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沒有把企業推向市場。國資委和資產管理公司應該僅僅扮演出資人的角色，哪個企業賺錢，就投資哪個；反之則退出。實現投資組合的不斷變化，以企業的盈利和發展為最終目標。

　　第二，沒有徹底實現政企分離。在當時的深圳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運營過程中，實際上政府還是通過行政手段在參與、影響企業的經營。

　　《21世紀》：深圳之前提出，要把國資委的角色轉變，你對此怎么看？

　　張思平：深圳在前些年探索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時已經提出了方案，把國資委的角色轉型為淡馬錫。國有企業按照市場規則和其他所有制企業平等競爭，國資委只考慮資本的布局、安全、回報，真正實現向管資本的轉移。

　　從深圳的情況來看，國資委向淡馬錫轉型的改革阻力已經并不太大，可以先實行“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也可以直接把國資委改為資產管理公司，人員待遇市場化。特別是年輕人還是樂于接受的。

　　《21世紀》：《指導意見》中提到“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重點是推進董事會建設”，你認為推進的突破點是什么？

　　張思平：我認為核心在于推進企業經理人的市場化。

　　現在國企很多要素，包括產品的采購、推銷，到一般員工的招聘，都已經實現了市場化，唯獨最重要的要素——企業經理人的選拔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主導，沒有放權給董事會，造成了經理人與董事長的矛盾、經營班子與董事會的矛盾，從而引起內部決策體系的矛盾，這是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的根本原因。

　　深圳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探索，實現了產權主體多元化，而且做到了董事會中外部董事占半數以上，經營班子中副職人員由董事會直接聘任，國資委和有關部門只管董事長和總經理兩個人。如果再改革，應該把選拔總經理的權力也下放給董事會。

　　鼓勵地方大膽探索

　　《21世紀》：《指導意見》“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將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所屬企業的國有資本納入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體系”，深圳在這方面有何經驗？

　　張思平：十年前深圳就已經把黨政機關、事業單位辦的300多家企業一次性納入了國有資產監管體系，當時涉及到3萬多人，大概200億資產，前后將近經歷了2年，我親自組織實施了這幾百家企業的劃轉。

　　但實踐證明這個決策是正確的，解決了黨政機關把所辦企業當做自有領地、小金庫的弊病。這個過程中也有一些值得警惕的問題。

　　一是改革阻力非常大，要想真正實施，必須加強黨的領導，由各級黨委強有力地推進。

　　二是要防止回潮。防止名義上劃給國有資產管理，但實際上又委托給原來的單位。

　　三是要以退出、調整、重組為主進行整合，不能納入到國有企業中沉淀下來。

　　四是注意員工隊伍的穩定。黨政機關所辦的企業非常復雜，有的靠著政府部門特殊的政策和庇護來生存，劃過來后沒有競爭力，企業養老保險待遇跟事業單位又有差異，帶來非常大的問題。在一定時期內，要對這些企業給予支持和資助，采取托底的辦法保證員工隊伍的穩定。

　　《21世紀》：你對地方國企改革有什么建議？

　　張思平：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和政資分開的原則，國有資產按投資關系由國務院和地方政府分別行使出資人權利，地方政府對地方國企的改革應該有主導權，國務院有關部門只是提供指導，不能將指導變成監督管理，更不能變成上下級行政領導，否則有可能變回到計劃經濟下國家和企業的關系。

　　因此，地方的改革要允許地方有相對獨立性，而不是完全按照央企改革，用行政的手段照葫蘆畫瓢。比如，不一定要求地方的國有企業都要搞公益類和商業類的劃分；不一定要成立資產經營公司；改革目標更不要提做強做大，甚至不用提控制力、影響力，保障一個地區的正常運作，提高活力就足夠了。

　　比如深圳的國企改革已經推進了多年，形成了一套適應深圳地區情況的國有資產監管、國企發展等機制，應該允許和鼓勵繼續大膽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