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會把降成本看作是企業的工作，看作是企業、家庭、個人這些微觀主體應該行使的事情，這個是有道理的，因為在競爭壓力下，如果微觀主體很好的管理成本，就有利于應對經濟的困難，就能夠增長競爭力，就能夠增加利潤，也就增加未來發展的資本。 

　　但是中國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僅僅靠企業、家庭、個人來降成本，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因為在經濟活動當中有一類成本僅靠微觀主體的努力，是不足以顯著降下來，應對現在的經濟局面。 

　　這件事情為什么很重要呢？中國經濟說的再多，中國經濟今天在全球立足是靠它的比較成本優勢，我們的獨到性的東西，創新的東西，未來很有希望。但是現在中國經濟在全球立足主要靠比較成本優勢，限于我有限的理解、觀察，也限于時間，我想舉這么幾類成本來說明為什么僅僅有企業和微觀主體的努力還不足以完成好這個降成本的這項任務。 

　　第一類法定成本。  

　　你看企業在市場競爭當中有很多開支是競爭當中形成的，如果這個員工你想雇，我也想雇，我們就要出一個合適的價錢，再把這個要素拿到手，這類成本是市場競爭供求決定的。 

　　但是還有一些成本是法律規定的，比如說你必須交稅，比如必須繳社保的繳付。我們國家稅收增長過快，法定的社保繳付增長過快，它比工資總額漲得快，降下來不是單個企業甚至所有企業一起開會就能降下來的。必須我們的立法機關、行政、政策制定方面要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大性，要采取能夠實際工作當中見效的措施。你不降，他就熬不過去，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經濟下行，市場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無論是人工、原材料，這個價格都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降的不一定那么快。這樣的話，很多企業不等市場成本降到他還可以繼續生存下去，他就支撐不了了。應對所謂不要發生大規模的下崗潮，主動的調整法定成本至關重要。 

　　當然調整法定成本會牽扯到一大堆問題，經濟下行，政府財政收入會減少，你要降低稅收，政府的開支問題就會變得非常大，所以你就根據國際經驗看，光降稅，一定要伴隨政府降低開支，否則的話，這個窟窿，這個財政的窟窿短期內可以說增加一點赤字，長期看它也會變成國民經濟失衡的一個根源，所以這方面要有一系列的連鎖的反應，才足以讓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來。 

　　第二類成本是讓市場主體對市場機會做反應要付出的成本。  

　　其實這個經濟不管怎么下行，它總還有機會，你看我們的生活，你看我們北京，說經濟很慢，但是還有堵得一塌糊涂的地方，比如兒童醫院，我走過幾次根本沒辦法通行，我不是去看病，只是路過而已。發生什么問題呢？并不是我們培養的醫學學生不夠，是我們潛在的、能做供給的這些醫療服務資源，要對潛在的、巨大的，甚至不是潛在的、明顯的需求做反應，中間有障礙。 

　　我們的醫改強調了公共服務，這當然是對的。可是你要知道公共服務，讓人能看得起病的同時，你要動員更多的醫療服務資源來增加供給。這個不是靠喊口號，許愿，表達我們有增加公共服務的意愿就夠的，要有扎扎實實的措施，讓人們愿意學醫，讓人們愿意從醫，讓人們愿意增加醫療服務。 

　　這就要靠價格機制，人生不下來不一定學醫，學醫不一定到兒科，我們有很多不恰當的價格管制，使市場主體對市場機會做反應付出的成本很高，供不應求，這發生在經濟下行當中，這讓我們覺得一方面中國經濟有些地方很可惜，一方面覺得我們潛在的機會還是蠻大的。 

　　第三類成本就是當市場主體對市場機會做反應的時候，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  

　　我們看國民經濟現象，房地產，雖然全國過量庫存，降庫存問題很大，可是同時你看深圳、上海、北京房價沖的非常高。什么問題呢？僅僅靠貨幣政策去調房價是不能適應的，光有購買力，如果沒有土地相應的撥過來，沒有相應的土地對每個地方的市場作出靈活的反應，它就會出現這個尷尬局面。這里還在講降低房地產庫存，那里房價已經沖天而起，我們又要去調控房價。 

　　關鍵問題是我們國家的土地制度嚴重不適應當前的經濟現實的要求，這么一個關鍵的要素，有行政，有指標，由北京來決定供應多少。我們在深圳做過現場調研，房價漲的同時，有大量土地沒有好好用，甚至閑了多少工業廠房，幾百萬平方米的。問題這些地能不能轉過來變成住宅用地呢？這個事情深圳說了不算，只有全國的法規，全國的行政控制決定的，這些成本不降下來，如果市場主體看到了市場機會，想做反應，但是關鍵的要素你得不到，這個反應過程就會非常慢。 

　　這三類法定成本，法定的經營成本，對潛在機會作出反應的成本，以及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我都想把它叫做體制性成本。 

　　中國的經驗，過去所以成功，所以能走到世界前列，一個真正的秘密就是通過改革開放，系統的大規模的降低了我們的體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長當中，我們在其他方面的體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線一樣，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我們沒有能力把這個成本曲線向下推，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會受到損害。系統降低體制成本是我們爭取走出經濟困境，應對轉型，爭取中國經濟更好未來一個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