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經濟學家、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在深圳舉辦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企業轉型》論壇中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點是從原來強調政府拉動需求轉向強調企業提高效率。“只有企業提高了效率，才有利潤，有了源源不斷的利潤，企業才能投資，這樣的投資才是可持續的。”許小年說。

　　為什么要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現在政府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是什么？

　　論壇上，許小年指出，有兩種增長模式，第一種叫數量型增長，另一種叫效率型增長。前者單純依靠增加投入，企業采購更多的設備，建更多的工廠，雇更多的工人就能夠增加產出和銷售額；后者不用增加資本，也不用增加勞動，通過提高技術水平，同樣的資源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產出。

　　“這兩種增長模式的根本性區別就是增長的可持續性。”許小年分析說，數量型增長沒有可持續性，原因是資源再多也是有限的，如果一個企業單純依靠增加資本、土地、勞動力，其規模擴張最終會受到它所能支配的資源限制，“對于國家也一樣，資本數量、勞動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增加”。

　　數量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的第二個原因是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投資越多，產能越大，產品的價格越低，單位投資的收益就越低，等到新增投資的收益等于零時，再拉動投資，經濟也不增長了”。

　　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的后果除了產生大量的過剩產能，還有不斷上升的債務風險。投資的資金從哪來？主要是銀行貸款。“從銀行借錢不能永遠借下去，借多了還不了，會出現債務危機。”許小年說。

　　單純依靠拉動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模式行不通了，這是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大背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是什么？

　　到底什么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許小年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就是強調企業提高效率，“只有企業提高了效率，才有利潤，有利潤才能投資。企業效率高了，才能給員工加工資，收入提高才有消費需求”。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說，供給決定需求，道理就在這里。

　　薩伊認為，拉動需求的政策在供給側積累了越來越高的風險，過剩產能、庫存和杠桿像三座大山，壓在經濟和企業的頭上，實施供給側政策的第一件事就是化解風險，去杠桿、去庫存、去產能，搬掉三座大山；第二要促進企業轉型，鼓勵企業創新，提高企業效率。

　　如何提高企業的效率？許小年開出了三副藥：第一是減稅。減稅的意義不僅在于減輕企業的負擔，幫助它們渡過當下的難關，更重要的還在于把更多的資源交給企業和市場來配置而不是政府來配置。第二是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推進市場化改革，放松和解除管制，開放行政壟斷行業，創造更多的投資機會和就業機會。政府可以考慮出售部分非關鍵性資產，降低政府負債，或者用來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第三是按照十八屆四中全會的要求推進司法改革，加強對產權的保護，穩定預期，鼓勵長期投資，特別是對創新極為重要的研發投資。

　　企業應如何應對經濟下行壓力？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許小年指出，宏觀經濟越困難，其實投資機會反而越多。“經濟下行壓力越大，改革的可能性越大，機會也就越多，經濟倒有可能恢復得越快。”如果企業抓住這些機會盡快轉型，那么在下一輪經濟高潮到來的時候，就會處于一個有利的地位。

　　在實地調研中，許小年發現企業正在兩極分化，優秀的企業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市場份額反而增加了，而落后的企業則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以零售業為例，中國每年的消費品零售總額20萬億元，最大的傳統零售商一年銷售額1000億元，市場份額才0.5%，而美國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的市場份額是百分之十幾。“這個數字告訴我們，中國零售業整合潛力巨大。中小型零售商撐不住了，處于不賺錢甚至是虧損的狀態，如果有優秀企業借著這個機會進行并購，擴大市場份額，發揮出規模經濟效應，這里會有多少商機？”

　　許小年指出，事實上中國幾乎所有的傳統行業都過于分散，而過于分散的狀態在經濟上行期是很難進行整合的，因為在上行期，不管效率如何，大家都能過下去。現在經濟下行，效率低的企業撐不住了，這就給優秀的、領先的企業帶來極好的行業整合機會。

　　在經濟下行的時候，很多企業開始思考轉型，以實際行動開始創新，這是中國經濟的希望所在。“窮則思變，企業意識到過去的商業模式不靈了，今后要通過技術上的創新，用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產品突破困境，這就有希望，所以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一點都不悲觀。”

　　許小年談到他年初到德國的斯圖加特訪問，在周邊的山溝里看到中國公司的標志，“這說明中國企業正在國際上進行收購，以德國企業為購并目標，顯然是為了盡快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和工藝水平。海外購并是個路子。只要大家思考轉型，只要大家花時間改進自己的產品和技術，中國的企業是有希望的。”

　　對話

　　對市場干預越少市場越有活力

　　南方日報：深圳是一個市場經濟很活躍的城市，民營經濟發達。您如何看深圳的發展前景？

　　許小年：從政府的角度來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千方百計地創造條件，鼓勵企業進行長期投資，投資研發，從制造轉向創新。

　　深圳的華為今天不僅僅是中國的領先企業，實際上已進入世界領先企業的行列。華為有27年歷史，一直在研發上投資，才有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你要讓企業做長期的研發投資就必須有產權保護，產權保護的目的是建立起長期的穩定預期。沒有穩定預期就沒有長期投資，今天這10億元研發投資砸下去，我知道將來我的產品在市場上能銷售出去，能有足夠的回報彌補我今天的研發成本。這個穩定的預期從哪里來？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是關鍵，不要哪里出來一個山寨版，沖擊價格，搞亂市場，弄得我無法回收研發成本。如果產權保護不到位，盜版流行，企業就不愿意投資研發，大家都去抄襲模仿，搞短平快項目。

　　深圳為什么能產生華為、騰訊這樣的企業，移民城市是個原因。多樣化的社會氛圍和文化，培育了這個城市的創新活力。作為一個改革開放以來的新城市，沒有計劃經濟的包袱和遺風，歷史上深圳市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相對較少，市場和企業得以充分發展。未來，深圳如果能提高法治水平，與國際接軌，為企業創造一個更平等、自由、透明的營商環境，就可以繼續保持“創新城市”的稱號。